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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评价陈永贵: 他本应是个出色的农村基层干部

发布日期:2022-11-21 11:20    点击次数:150

毛主席曾为中共制定了一条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那就是“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不过在一段特殊的时期,这条路线却遭受到了一定的破坏。

到了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中,邓小平站在时代的高度,总结了历史教训,恢复和发展了这一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

站在时代交汇处的抉择

70年代末期,中国又面临着一次难得的发展机遇。

可在那个时候,过去的一些思想带来的影响无法从根本上被消除,广大干部和群众的积极性也难以被调动起来,相关经济工作都难以顺利进行,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又处于徘徊的局面。

邓小平早都在思考着问题所在,他于1977年4月就分别给华国锋和叶剑英等重要领导写信,提出了要重新确立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并且,他还提出了重要一点:只有完整、准确地从“毛主席思想的整个体系去获得正确的理解”,而不是“固守某些只言片语”。

在这样的思考基础上,那场大名鼎鼎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了。

这场会议,也决定了以邓小平为核心的新一代领导集体的完全成熟,新时期党的基本路线和各项政策的发展也在这场会议后趋于完善,这也指明了大家继续奋进的根本方向。

会议回顾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经济建设方向的经验和教训,并且认为毛主席于1956年《论十大关系》中提出的基本方针是反映出客观经济规律的,全会也同样提出了当前的任务是“恢复和发展经济”。

在邓小平的领导下,对于那些历史的遗留问题,也要实事求是地去对待。

从尊重事实和尊重历史的角度来看待,毛主席在历史上有着极大的功绩,全会也高度评价了毛主席。

邓小平在谈到这些的时候,也说了一句这样的话:“所以说,没有毛主席就没有新中国,这丝毫不是什么夸张。”

在刚刚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后,邓小平也强调了:“为了有效地实现四个现代化,就必须要认真解决各种经济体制问题。”

从当时的情况看来,农业对于我国的占比还非常大。

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我国的农业还处于一个非常薄弱的情况之下,经营管理上的过程中,一些集中的问题还比较突出,分配方面的平均主义倾向也比较严重,这些都会对经济发展造成一定阻碍。

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如果其长时间受到了不好的影响,那么势必也会影响到工业和其他方面的建设,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间也会被延长。

因此,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期间,就有一个问题明确提了出来:全党目前必须集中精力,将农业尽快搞上去。

可想要让这些获得提升,绝非单纯一两句口号就能完成的,广大农民是直接参与者,必须要调动起他们的积极性。

对此,1979年9月底的十一届四中全会就通过了《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这就明确提出了“积极性”这样的词汇,上面写道:我们的一切政策是否符合发展生产力的要求,就是要看这些政策是否能够调动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

在这样的决定鼓舞下,成效是显而易见的。

1979年,四川省的粮食产量就达到了640亿斤,比上一年增长了40亿斤。

贵州的情况也同样如此,农民的热情很快被点燃了起来,迎来了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二个高产年。

看到了这样的情况,邓小平也感受到了他的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效,高兴地说:“农村政策放宽以后,包产到户的政策有了进展,效果也很好,变化很快。”

那会,很多地方也都是刚刚开始起步,对于未来仍然比较迷茫,那些可能出现的问题,邓小平也在思考当中。

他说:“影响肯定是会有,但是不是负面思想,农村的社会分工和商品经济发展了,一些问题也能够随之得到解决。”

也可以看出,十一届三中全会当中,邓小平主要将目标瞄准了两个方向:一条是政治上发展民主,另一条是在经济上进行改革。

这两项最为重大的决策,也标志着全党路线的转变。

这些也都是正确认识中国国情和把握时代特点的基础上完成的,在会议召开后不久,中央就在自己的决议中正式认定: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还是处于初级阶段。

过去,很多人对于国情还存在着不正确的认识,随着这次认定,大大方方承认我国还是一个经济文化落后的社会主义国家,才能更好提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发展战略。

因此,很多过去的事情,也就烟消云散了。

很多年前,大寨是毛主席亲自发现和树立起来的农业战线典型,陈永贵当了干部后一直在生产第一线工作,他自力更生、奋发图强的故事也让毛主席有所耳闻,毛主席还专门要来了陈永贵的资料,对他的做法十分认可。

对于陈永贵的历史贡献,邓小平也提出了肯定和重视。

十一届五中全会批准了纪登奎、汪东兴等人辞职后,邓小平也注意到了一些和陈永贵有关的情况。

他轻叹了一声,说道:“他本可以成为出色的农村基层领导人,可硬要把他放在国家副总理的位置上,不是让他活受罪吗?”

陈永贵一直也觉得自身无法处理好那么多工作,他也让秘书帮自己写了辞职报告。

这些事也是大转型中的一段插曲,找到了一条正确的路,必然也要经历很多曲折。

后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也接受了陈永贵解除国务院副总理职务的请求。

义无反顾地前进

短短几年过去,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就已经顺利进行,将集体的土地长期包给农户使用,在根本上也保持了土地公有制的基础,在这些日子里,农民的热情获得了巨大的提升,也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快速发展。

随之而来的,也是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逐步开展。

1979年4月,李先念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也提出:充分重视市场调节和辅助作用,扩大企业的自主权。

就这样,到了1981年春天,经济责任制改革开始在部分企业中试行,这项改革致力于划分国家和企业、企业和职工之间的权利责任关系,也以按劳分配为原则充分调动起企业和职工的生产积极性。

以发展为主的战略,也使得我们国家汇入世界潮流之中。

当然,发展也是需要一个和平的国际条件,因此,我国在发展的过程中,也紧密地同世界其他国家一起维护世界和平的潮流。

这些,也都在邓小平的思考范围之内,他早在八十九年代,就洞察着我国的发展战略和国际潮流之间的关系,并要求全党“善于利用机会,解决我们的发展问题”。

而且,过去一直在为可能发生做的准备也得到了相应的改善,发展经济的目标越来越明确。

无论是人事变动、政治建设,还是我国在发展过程中取得的成效,这些都是最初“实事求是”思想的一种体现。

毛主席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是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的继承和发展,邓小平又是在毛主席的思想基础上结合时代特点坚持着实事求是的路线。

任何实事求是都不是“一成不变”,这就要求解放思想。

这也就同样要求了大家要打破习惯势力和主观偏见的束缚,去研究新情况和解决新问题,这样才能以毛主席思想为指导去解决历史遗留问题。

真理依旧是被实践所检验的,坚持实践,最为根本的也是要坚持生产力。

放在政治上,邓小平也提到了:“现在敢出来讲话的,还是少数先进分子,许多人还不是那么敢讲话。”

因此,邓小平也提出了要充分为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创造条件。

有了这些基础,中国也可以以全新的面貌去拥抱世界。

对内搞活经济的同时,也加快了对外开放的步伐。

70年代末开始,我国同世界其他国家的经济交往日益密切起来,邓小平更是适时提出:“要实现四个现代化,就要善于学习,大量取得国际上的帮助,以先进的装备和技术作为我们发展的起点。”

这也是对于毛主席时代对外开放经验的总结,绝不是抛弃和背离。

那段时间,经济取得的成果是巨大的,也得益于邓小平对于思想的扭转。

1982年底,我国已经成立了83家合资企业,外商投资已经超过了1.4亿美元,还有合作经营的800多家企业成立,外商投资超过27亿美元。

特区也同样是这一时期的一大壮举,1984年,邓小平在视察了广东、福建、上海等地后谈到:“特区是个窗口,是技术的窗口,也是对外政策的窗口。”

这些,都为我国的持续发展奠定了深厚的基础,作为思想转变的起点,十一届三中全会有着重大的意义和成就,也使得后来的中国被世界刮目相看。

参考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与改革开放起步 张神根; 方闻昊 党史文苑

邓小平与农民副总理陈永贵的最后相处 河北新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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